Saturday 18 July 2015

黑箱剧场里的战斗性

《联合早报》2015年7月18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滨海艺术中心的某个角落,隐藏着一个有关新加坡表演艺术演出空间历史的展览。从一九〇五年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开始,细数百余年来的各个剧院,后来落成的包括维多利亚剧院、福康宁山的戏剧中心、国家剧场、大会堂、嘉龙剧院、滨海艺术中心、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国家图书馆里的戏剧中心等等。

这些大大小小的建筑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政府倡议规划与投资之下建造的空间:殖民地政府、自治邦政府、共和国政府。统治者认为人民需要艺术,决定人民需要怎样的艺术,于是就建造了怎样的剧院。有的时候人民的想法有被咨询,咨询后也不一定就会采纳,而大多数倒不意外的是,统治者从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做出的决策。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展览的历史叙事年表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点,是一九九〇年的电力站艺术之家。细读之下特别耀眼,因为那是唯一民间提出计划创建的艺术中心。虽然规模不大,当年倒是跨语言、跨社群、跨媒介的艺术家们,第一次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让他们感觉到艺术社群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真实感。创办人是郭宝崑,他的视野和使命,在百年政府艺术建设的叙事中,留下唯一的社群印记。

电力站作为一个多元艺术空间,改变岛国艺术创作生态最具有影响的元素之一,是设立新加坡第一个黑箱剧场。在这之前的所有演出场所,都是镜框式舞台,观众和演出者之间犹如楚河汉界,有一道隐形的不可穿越的墙。黑箱剧场的不同之处,是让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演出,甚至参与演出。对创作者而言,它是一个灵活流动的空间,可以让表演者的想象得到释放,根据他们的奇思妙想,将观演关系加以改变,让观众不断体验惊奇。

郭宝崑在这个黑箱剧场里创造了深刻而奇幻的《〇〇〇幺》,一个灵感来自鲑鱼回溯原生地的个人记忆之旅。戏剧盒与TOY肥料厂,今天两个主要的双语剧团,也在那个充满生命力的时代出现,以电力站黑箱剧场作为他们探索与发挥的起点。郭宝崑的名言:“一个有价值的失败之作,比平庸的成功之作更有意义”,预言了黑箱剧场作为新加坡另一个阶段戏剧成长的摇篮。

黑箱剧场是创作者挑战空间、发挥创意的平台,也即是通过形式的再创造进行对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挑战。这种特质是镜框舞台无法提供的。郭宝崑很清楚这点,也知道其重要性。政府建设的演出空间没有黑箱剧场,郭宝崑就以个人构想,通过动员社群,将之实现。

有意思的是,电力站还没有建成之时,郭宝崑已经有一个戏是无法在传统剧场演出的,就是一九八八年的《寻找小猫的妈妈》。于是,他将大会堂的前半部座位拆除,改装成三面观众的演出空间。艺术家的超前想法,通过改造传统空间而得到实践。解构传统空间,也意味着挑战传统思维,这出戏的精神其实没有一般诠释的多语言跨文化那么温和,而是实实在在的呼应了“前卫剧场”这个称号中所展示的“前卫”那种战斗性。

有了电力站之后,郭宝崑创办了粗生剧场系列,鼓励那些叛逆的创意加以发挥,而黑箱剧场提供了让那些创意施展战斗性的空间。创意往往隐含对于既定美学与思维的挑战精神。具有创意的戏剧就像前卫军士一般冲锋陷阵,有时失败有时成功,他们的失败总是有价值的,而成功绝不会平庸。

十二年之后,政府规划的第一个黑箱剧场才在滨海艺术中心出现。电力站以民间的前卫构思与愿景,已经为一个世代的戏剧工作者提供了他们成长所需要的培育空间。现在,实践剧场继承了郭宝崑的理念,第四次主办华文小剧场节。那些作品中,是不是有创意的思维,是不是有叛逆的行动,总是让人充满期待。

Saturday 4 July 2015

国事的谈与不谈

《联合早报》2015年7月4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老舍写于近六十年前的剧作《茶馆》,有一个经典句子“莫谈国事”,张贴在人来人往的茶馆的墙上。从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到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夕,前后半个世纪风起云涌的现代中国时期,茶馆里写着“莫谈国事”的字条越来越多,字体也越来越大。那是一个剧烈阵痛连绵不绝的时代,也是一个压抑与彷徨的时代。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又有什么闲暇精力去谈论国事?吊诡的倒是,正是因为社会动荡民生不继,谈论国事似乎是有识之士改变国家命运的切入点。需要谈论国事而又不能谈论,是那个时代那个国家面对的反讽。

切换到当下岛国的场景,这里看起来是生活丰腴富足、遍处歌舞升平。这样的环境里,还有没有“谈论国事”的需要与期待?有没有“莫谈国事”所指涉的惊恐与焦虑?或者,“莫谈国事”已经被框限在克难的过往,而对于当下来说是一个毫无关联的议题?这些问题的提法,其实也很明显是刻意的反诘。答案的是与否,结合到现实的脉络,反倒让人心底生起一丝苍凉。

更应该问的也许是,谁需要谈论国事。《茶馆》中把这个任务付托给那些知识与资产阶层,像常四爷、秦仲义、崔久峰,虽然他们的义愤与理想最后都被叙述成遭遇时代洪流灭顶的无奈。苦心经营茶馆、小心周旋于众人之间的王利发呢?贫困得需要买女求生的康六和他那个被卖给太监为妻的女儿康顺子呢?穷途潦倒而以算命为生的唐铁嘴呢?共穿一条裤子的逃兵老林和老陈呢?这些底层社会的人物,在老舍的笔下,已经无暇自顾,又遑论谈论国事的能力?

老舍创作《茶馆》的位置,应该更接近于常四爷这些人物,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姿态,叙述“莫谈国事”的历史情境,实际上是以文笔和戏剧在关心与思考国事。不过,那些王利发们和康六们看起来与国事的谈论无关,虽然他们的困境正是国事问题所致。他们说或不说,想或不想,老舍似乎已经无能为力了。

戏剧工作者往往也在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剧场作为谈论国事的平台。如果是常规的封闭式空间的剧场,创作者和观众大概也都是《茶馆》里的常四爷们,谈论着他们的社会圈子以内或以外的情事,而那些王利发们,更别说是康六们,都被排除在剧场的真实的墙和社会圈子的隐形的墙之外。要怎样把从不踏入剧场的民众带进谈论国事的场域,让他们也参与那些和他们切身相关的议题,重点已经不是打破产生幻觉的第四堵墙,而是需要把将戏剧围困起来的整个建筑的外墙加以拆除了。

剧场建筑不宜也不能拆除,就把戏剧带到人群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戏剧盒多年来持续推动论坛剧场的演出,并坚持离开常规剧场、走入生活心脏地带的社区中心。十五年来,人潮如鲫的社区里有了戏剧,不过不是精致优雅的演出,而是借用戏剧形式进行国事的再现与讨论。

论坛剧场的演出方式,是先演示一个人们熟悉的生活情境,并在危机发生、矛盾无法克服的时刻中断,让观众进入一个以切身感受与经验进行思考的阶段。社会与政治、种族与宗教、个人与集体,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或不应该谈论的课题,因为这些都是人们的生活现实。戏剧盒的经典论坛剧场作品《是恶作剧还是犯罪!》,叙述的是地铁列车上听说有人置放炸弹,众乘客在一片荒乱与怀疑之中的处境。演出者接着邀请观众代入剧中人物,并以语言和行动设法化解危机。观众最终不一定解决得了问题,不过,扮演过程即已让他们亲身经历一次场景,并得以操练思考和处理的方式。

《是恶作剧还是犯罪!》和来自台湾、印度、英国的演出,这个周末在实龙岗社区中心举行的论坛剧场节里亮相。生活在社区里的人们,也许多数从来没有走进剧场,饭后在社区走动的时候,也许会偶然发现,那些仿佛远离他们的国事,原来和他们的生活是那么息息相关。